灵鳖记

距今1.5亿年前左右的晚侏罗纪，习惯于淡水生境的鳖类开始与陆龟及海龟等类群分化，化石材料显示，亚洲是鳖类的起源地。早期鳖种并不丰富，但到了6000万年前的古新世中期，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鳖类分布范围迅速扩大，占据了亚洲绝大部分地区，并扩散到北美洲和非洲，甚至一度到达欧洲。

在此基础上，不同的鳖种开始迅速演化，形成了包括非洲的盘鳖属（Cyclanorbis）、圆鳖属（Cycloderma），亚洲的缘板鳖属（Lissemys）、小头鳖属（Chitra）、鼋属 （Pelochelys）、斑鳖属（Rafetus）等不同类群，多样的栖息生境孕育出丰富的物种多样性。

与此同时，受太平洋板块持续向西扩张挤压影响，燕山运动和喜马拉雅山运动相继发生，导致青藏高原隆起，古地中海进一步向西退缩，以至最终消失。

但到了距今260万年前的上新世末期，由于板块运动加剧，青藏高原突然快速隆起，达到海拔3000-4000米以上的高度。山脉阻挡了暖湿气流继续深入，使得中亚随后变得干燥而寒冷。

古斑鳖种群受地形隔绝了联系，一支向西到达相对湿润的两河流域，逐渐演变为幼发拉底河鳖 (Rafetus euphraticus)。而另一支顺着扬子地台一系列星罗棋布的巨湖向东，成为斯氏鳖（Rafetus swinhoei）的先祖。

尽管斑鳖的历史或许跟长江一样悠久，但要真正认识它们却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分类学混乱的后果。据不完全统计；自命名以来，斑鳖的同物异名多达16个。

最早在1873年，英国动物学家约翰·爱德华·格雷（John Edward Gray）依据一件来自上海附近的亚成体标本，首次将斑鳖作为一类新种“Oscaria swinhoei ”描述。种加词来自采集者——著名博物学家罗伯特·斯文豪（Robert Swinhoe），因而斑鳖又被叫做“斯氏鳖”。

格雷评价道，这种大鳖是他从未见过的美丽物种，同时在科学意义上完全是未知的。

韩伯禄是一位典型的“分种狂人”。他依据标本的一些细微差异，例如斑点形状、结构大小及颜色等作为新物种的依据，将斯氏鳖重新描述为  Y. maculatus、Y. leprosus、Y. elegans、 Y. viridis和 Y. pallens等五个新种。

因此该分类法很快遭到其他学者的质疑。1889年，比利时裔英国动物学家乔治.博伦格（George Albert Boulenger）将韩伯禄命名的“Yuen”属宣布为无效属，合并至鳖属下的“Trionyx swinhonis”一种。

1893年，芝加哥大学的古生物学家Georg Herman Carl Ludwig Baur 对整个鳖科进行重新分类，这种情况下，斯氏鳖被移至中华鳖属，定种名为“Pelodiscus swinhoei”。该分类法同样并未被推行太久，1902年时，奥地利爬行动物学家 Friedrich Siebenrock 重新确立了鳖属（Trionyx）的有效地位，同时将斯氏鳖回归该属。

接下来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有关斯氏鳖的科学地位很少再被提起。这全要归咎于1935年，美国学者 Clifford H. Pope 所著的《中国爬行动物志》中，将斯氏鳖误定为中华鳖（Pelodiscus sinensis）的同物异名。一个明显的错误，却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后来的学者不假思索的沿用，导致斑鳖长期被认为是鼋或中华鳖的异名而被忽视。

相较于斑鳖在现代科学史上长期混乱的分类地位，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人便已熟悉它们的存在。

“鼋，鳖之大者，阔或至一二丈。……卵大如鸡鸭子，一产三百枚，人亦倔取以盐腌之。……鼋好自暴其腹于江岸，渔人伺其便接竹以钓掣之，仑卒不能反，为人所制。”

——《尔雅翼·释鱼四》

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记载，“甲虫惟鼋最大，故字从元，元者大也”。已知华南出产的6种鳖类中，只有斑鳖（R. swinhoei）及鼋（P. cantorii）的体型可达到1米以上。古人常将这两种大鳖统称为“鼋”，

尽管如此，斑鳖的鼻吻部短而突出，头部轮廓明显，有着较为明显的黄斑。脖子和背甲之间分隔十分显著，体型为椭圆形，而鼋却恰恰相反，头部扁平、身形浑圆、颈部肥厚，背盘前缘分离不明显，两者区分并不困难。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介部》第四十五卷中写道，“鼋如鳖而大，青黄色，大头黄颈”。明·彭大翼《山堂肆考》：“鼋头有克裕，名曰懒头（赖头）”这些记载均显示为斑鳖的典型特征。

《雅俗稽言》曾记载过这样一个小故事；明朝初年，金陵城外的上清河堤岸经常无缘无故崩塌，大家都说是因猪婆龙（扬子鳄）打洞所致。但守备官员因畏惧“猪”与国姓“朱”同音而不敢上报，于是托言称为大鼋作祟。朱元璋听后，因“鼋”字与“元”音同而大怒，下令让渔民大量捕杀，致使南京周边大鳖几近灭亡。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但可以确信的是，直到清朝末年，斑鳖在太湖流域仍然并不罕见。

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尚未进行大规模工业化，水域保持自然状态，水深而蓄水量大，适宜斑鳖的栖息与繁衍。另一方面，民间一直对巨鳖等灵物有“千年成精”的迷信，例如陶弘景称“此物老者，能变为魅.非急勿食之”。因此很少主动捕杀，即使偶然误捕也会选择放生，以祝祷平安，间接保护了斑鳖的种群资源。

再加上传统观念中，鳖肉被认为是一种高级补品，斑鳖可长到1m以上，成年个体或许会因为宗教迷信而得到一定程度上的保护，但外型酷似中华鳖的亚成体及鳖卵并不在禁忌范围内，常被捕捉食用。

大约在19世纪末前后，安徽省的斑鳖种群绝迹。至20世纪30年代时，斑鳖在太湖流域已经极为少见，偶有误捕则被渔民传为奇事。

据记载，1950年时有渔民在太湖捕获过一只26㎏的雄鳖，1952年又钓获一只54㎏的雌鳖，复旦大学另藏有1件50年代以前采集自无锡的斑鳖标本。这些零散的记录是太湖流域斑鳖存在最后的证据。

实际上，导致长江流域斑鳖灭亡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生态环境的破坏及污染；

作为流域内的顶级水生掠食动物，斑鳖对栖息地的要求极高；不仅需要大面积无污染的天然水体作为猎场，而且还要有连片平坦的沙滩以产卵繁殖。随着现代工业发展和农药肥料等的推广运用，长三角地区水质被严重污染，富营养化水平居于全国前列。太湖也成为我国环境污染最典型也是最严重的湖泊之一，已完全不适合斑鳖生存。

所幸苏杭地区自古佛教盛传久远，古刹道场遍布城乡，居民素有购买龟鳖等在寺庙池塘里放生的习俗，这种信徒放生行为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宋或以前。因而当自然水域的斑鳖逐渐走向消亡之后，这些受保护的寺庵池潭成为它们最后的庇佑所。

这种盛况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末，由于全面抗战爆发，原本平静安逸的苏杭地区沦为战争最前线。随着战火而来的是无尽的动乱与饥荒，不少寺庙逐渐衰败破落，僧人四散逃离，曾经饲养在放生池中的鼋鳖鱼虾也被流民日寇洗劫一空，不复存在。

至五十年代以后，已知只剩苏州西园寺、殡舍昌善局和上海豫园等少数几地还有人工饲养的斑鳖。这批侥幸逃过一劫的遗留个体至少有三十多只，为太湖斑鳖留下最后的血脉传承。

苏州的西园寺（又称戒憧律寺）最初也有十几只斑鳖栖息，并且水面宽阔、水质洁净、常年保持环流状态，直到六七十年代还有上岸产卵的记载。但由于种种因素，终未有幼鳖长大。八十年代时，寺内还剩下5只斑鳖，随着其它个体相继死去。至九十年代初之际，只剩下一对名叫“方方”和“圆圆”的老鳖，且已年事过高，无法繁殖。

昌善局原本是苏州一处民间慈善机构，光绪年间始建殡舍，提供存放入殓待葬棺柩的场所。放生池也大致在这一时期筑起，供人们行善祈祷，为亡者积福。

1953年4月，苏州市决定依托昌善局原址兴建动物园。据记载，开园之初，园内尚有12-18只“大鼋”。但由于管理水平不善及不够重视等因素，斑鳖数量逐年减少，1962年底还有5只，至1972年时只剩下2头。

另一种说法声称，当时园方在尚未弄清楚性别的情况下，贸然在繁殖季节将两只雄鳖合池，结果爆发激烈的打斗，其中体型较小，被认为是“雌鳖”的那只个体因斗殴而死。

这听上去十分讽刺，但实际上自斑鳖发表命名后的一百多年间，我国学者几乎没有任何后续报告，甚至连斑鳖是否为有效种也一无所知。虽然不少动物园和博物馆都曾拥有过珍贵的斑鳖，但都被当做普通的鼋而不受重视。

尽管国际上在1987年即恢复了斯氏鳖的有效种地位，而国内直至1994年才由著名动物学家赵尔宓先生首次承认，并建议按照命名优先法则将中文名修订为斑鳖。至此，被误判百年的“斯氏鳖”，终于完全恢复作为独立物种的地位。

但此时，斑鳖在国内的处境已严重岌岌可危，由于长期不明的分类关系，斑鳖甚至未及被列入1989年颁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随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恣意捕杀和环境恶化，长江水域的斑鳖已经完全消亡，当时已知仅有苏州动物园和西园寺残存着3只垂垂老矣的大鳖。

万幸的是，这个物种的生机并未完全断绝，或许是万年前某次地质事件，使得古长江短暂改道经红河入海，将一部分个体带到南方更加湿热的红河流域，形成了地理上相对孤立的红河种群。

经过一系列战役，明军大获全胜，胡氏全军覆没，最终被明朝俘虏，不久后，朱棣以陈氏宗室被杀尽为名，宣布在安南设置交趾承宣布政使司。从此安南土地户籍尽入中国，由明朝进行直接统治，越南进入第四次北属时期。

但由于明朝派驻官员在安南实行高压统治，肆意欺压掠夺，歧视、压迫当地居民，百姓困苦不堪。不久后，安南各地哀鸿遍野，反乱丛生。

最终带领安南走向独立的人名叫“黎利”。据传说，在黎利起义前，龙王派遣其子黄金鳖将一把名为“顺天”的宝剑送给他，此后黎利果然率军击败明军，建立后黎朝，定都昇龙城［今河内］，成为越南历史上富有贤名的国君。

今天的还剑湖已被河内城区包围，与红河相通的水道早因淤积隔断，水域面积约12公顷，平均水深1.5米，南北狭长，呈椭圆形。周围轻舒适宜的田园风光极好的掩饰了湖水已严重污染的秘密，天然湖岸被人为硬化，四周树木青翠、浓荫如盖。历来为河内居民青睐的休憩场所。

从任何角度来看，还剑湖都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城区公园，很难想象会有如此一只宏伟巨大的生物栖息。

斑鳖一度在红河流域极为丰富普遍，元江县以下数百公里长的干流河段均有分布，甚至可能包括楠溪江、藤条江和盘龙河等一些上游支流。此外河内大学的实地调查表明，斑鳖最南可至清化省境内的马江流域。

这只斑鳖或许最早生活在附近的红河，由于雨季水位上涨，意外顺着洪水进入还剑湖，此后便再未离开。

然而奇怪的是，邻近的珠江和澜沧江流域却从未发现有过斑鳖分布的证据，唯一的例外来自云南省的异龙湖。1981年4月28日，由于连年大旱，属于珠江源头之一的异龙湖彻底干涸。当日，有渔民从湖底淤泥中挖出一只约重88㎏的巨鳖，各项特征均指向这是一只斑鳖。后送至石屏县县鱼种场饲养，数日后死去。据当时人回忆，这只斑鳖的左后肢有一个生锈的铁圈，且湖内并未发现其它个体，更进一步证明该个体应是人为放生所致，而非自然分布。

据红河沿岸村民回忆，在60年代以前，经常可以看到磨盘大小的巨鳖在村子附近的沙滩上晒太阳。出于迷信禁忌，村民们对这些大鳖十分畏惧。

不久后，随后市场供应短缺，红河流域的斑鳖遭受了一场有组织的大量捕捞。从1959年起，个旧市商业局组织起170人、28艘渔船的红河捕鱼队，沿着蔓耗镇至河口县间100多公里长的红河干流，利用滚钩捕捉巨鲶和大鳖，以备在饥荒期间食用。据《个旧市志》记载，截止至1961年捕鱼队撤销，期间共捕获500多只大鳖，从2.5㎏到75㎏不等、平均体重25㎏。毫无疑问，绝大多数猎获物都应是斑鳖。

值得一提的是，个旧市的宝华公园或许知名度并不高。但由于靠近产地，便于从渔民手里获得，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间曾有至少30多只斑鳖被送至宝华公园，不过绝大多数很快死去，另有少量个体被交换至其它动物园。例如上海动物园的斑鳖即为1972年与宝华公园交换所得，重庆动物园在1978年时也曾同宝华公园进行过交换，不过该个体于同年死去，标本后被捐赠给重庆自然历史博物馆。

据《北京博物馆年鉴》记载，1987年10月杨尚昆主席赠给北京动物园 “鼋”1 只，据信极有可能来自宝华公园。此外上海自然博物院保存有的1件来自个旧野外的标本，大致在这一时期捕获。

根据越南生物学家何廷德（Hà Đình Đức）回忆；1963年在还剑湖有一只夜间上岸的斑鳖被巡逻士兵发现后射杀烹食。1967年，有人在湖岸边发现一只垂死的雄鳖，身体上留有渔具造成的深痕。1968年再度发现一只雌鳖，骨骼后被河内自然博物馆收藏。

这些仅仅是河内市中心的还剑湖近五十年来发现斑鳖的记载。相信在广大农村地区，会有更多的个体被捕捉贩卖，沦为笼俘。

经过长时间无节制的过度捕捞后，无论中国还是越南，大型鳖类均已所剩无几，以至于滚钩都不再有效。再加上90年代后兴起的非法电鱼，更是给幸存个体带来灭顶之灾。

研究表明，斑鳖对生境有着特殊的偏好，尤其喜爱多条支流交汇的水域。通常而言，河口带会形成大片深水区，意味着丰富的食物及更多的沙洲。这种栖息地的偏好也表现在幼发拉底河鳖 (R. euphraticus)上，但相对于前者，后者更为青睐土耳其及伊朗的小型浅水河流。这种差异或许是因为幼发拉底河鳖体型较小，长度不到68㎝，而成年斑鳖可达1m以上，对环境的要求也更高。

来自建水县的实地考察显示，直到2003年左右仍有当地村民表示能见到一些疑似个体上岸。但随着2006年的南沙水电站建成蓄水，上涨的江水将大部分河岸沙洲淹没，此后再没有人见过任何大型鳖类。

水坝不仅增加个体被误捕风险，另一方面还会阻断原本贯通的河道，影响斑鳖迁移，使得幸存个体更加难以发现彼此，造成繁殖机会减少。

并且由于鳖卵埋藏在河岸沙土层中需要至少2个月时间才能孵化，期间不能被水淹没或过度干燥。过去渔民常常依据鳖类产卵点预测当季最高洪水线，然而库区蓄水量的人为调节使得河流水位不再具有季节规律，水流量不稳定、水面波动幅度增加，造成鳖卵孵化失败率大幅提高，导致斑鳖种群断代。

这是中国境内最后的野外记录，此后直到2000年左右仍偶有捕获记录，但大多当做“鼋”而不被重视，有些或许侥幸得以被救助野放，更多个体则是沦为盘中佳肴。

而在红河下游的越南。据记载，1993年时，和平省几位渔民在琼林湖（Quynh Lam） 捕得一只成年大鳖，引起一时轰动，后移至附近一家酒店的游泳池内暂养，两周后因应激反应死去。另外在1995年，河内海关从一列乂安省荣市（Vinh）出发的火车上查获一只亚成体斑鳖，但遗憾是发现时已死亡。

但在那时，全世界已知仅有6只活体斑鳖得到确认，除了还剑湖最新发现的大鳖之外，其余5只全部处于人工圈养条件下；两只生活在苏州西园寺，另外三只分别在苏州动物园、上海动物园和北京动物园。

然而悲剧很快发生，首先是北京动物园的雄鳖在2005年死去，死后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然后是上海动物园的雌鳖，2006年在孤寂中走完一生，接着是西园寺的一对老鳖，雄鳖“方方”在2007年8月19日发现身亡，另一只雌鳖“圆圆”此前已多年未被观察出现，生死未卜，怀疑也遭受同样的命运。

短短两年间，已知斑鳖个体近一半离去，这于这个岌岌可危的物种而言是一个沉重打击。就在上海动物园的雌鳖死亡前不久，2006年9月19日，全世界的龟类专家受邀在苏州汇聚一堂，召开首届国际斑鳖保护合作交流研讨会。与会专家们一致认为斑鳖是一种独特的物种，且已处于严重濒危的状态。保护行动已刻不容缓。

令人欣慰的是，历经种种挫折后，斑鳖的命运终于出现一丝转机。2007年1月，第二次国际斑鳖保护合作交流研讨会在苏州动物园召开，期间，湖南长沙动物园代表展示一只在该园生活五十多年的“大鼋”照片，引起专家注意。会议结束后，研究人员迅速赶到长沙，令他们惊讶的是，这只大鳖不仅是一只斑鳖，而且是一只具有生育能力的雌性个体。

据长沙方面称，这只雌鳖是1957年时渔民在上海黄浦江误捕上来的，开始饲养在私人老板手里，后来才转养到长沙烈士公园，最后来到长沙动物园，国际专家组们亲切的称呼它为“中国姑娘”。

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第一次国际斑鳖保护合作交流研讨会所确定的另一个优先工作是对已知个体进行性别鉴定。在此之前，由于已知样本过少，专家们甚至不确定斑鳖是否表现出性差异性。2007年初，西澳大利亚大学的龟类学家杰拉德·库克林(G. Kuchling）博士专程前往中国，通过检查泄殖腔对当时世界上仅存的3只圈养斑鳖进行性别鉴定，苏州动物园和西园寺（2007年8月死亡前）的两只个体被确定为雄鳖，长沙动物园的“中国姑娘”更是成为这个物种最后一只雌性个体。

同时，野外调查的成果也终于从越南传来。2008年4月，克利夫兰都会动物园的亚洲濒危龟类项目（ATP）科学家们宣布，他们在河西省［后并入河内市］的同莫湖（Dong Mo Lake）水库确认并拍摄到一只斑鳖，这也是已知第二只野生斑鳖，意义重大。但就在那年晚些时候，洪水冲垮同莫湖大坝，那只神秘的斑鳖消失了。

自此，故事突然有了奇怪的发展。大约几星期后，大坝下游一位阮姓渔民宣布捕到这只大鳖，并声称河内一家餐馆的老板愿意出价4800美元购买。研究人员听闻后及时赶到，经过几小时讨价还价后，最终以200美元成交换回该个体。为防止拖延导致不测，这只斑鳖经简单检查后即放回同莫湖，甚至来不及确定性别。

研究团队起初认为繁殖失败是由于雌鳖钙摄入量不足，致使蛋壳壁过薄，不能孵化。于是从2009年起，苏州动物园在斑鳖池四周安装起玻璃挡板，防止游客投喂或乱丢垃圾。此外，饲养员尝试为斑鳖提供更加全面的饮食，包括河虾、小龙虾、鱼类、蜗牛、青蛙、鹌鹑、鸽子等不同食物，尽可能模仿野外生境。

同时，繁育小组也开始怀疑是否与雄鳖年龄有关。苏州动物园的雄鳖至少在1928年以前即生活在昌善局放生池，后经历妇女生产教养院、儿童京剧院、城东动物园等变迁，成为苏州动物园的开园元老。推测当时年龄已接近100岁，长期圈养及过度衰老导致精子活性大不如前。

据观察，雄鳖在每年夏季（6月至9月）体内生成精子，交配季可从10月延续到次年春天。考虑到雄鳖冬眠后体内长期储存大量精子，容易缺乏活性。研究团队决定重点在冬眠前的两个月让两只斑鳖合池，甚至让它们在同一处水域越冬，只为增加自然受孕可能性。经过种种尝试后，雌鳖终于产下少量受精卵。遗憾的是，无论是留在沙滩上还是送至孵化箱中的鳖卵，均在胚胎发育初期便死亡，原因不明。

2015年，专家组最终决定进行人工授精。由于两只斑鳖已年老，人工授精后的副作用十分明显，冬眠期间一旦发生任何意外，将无法及时发现并展开救治。因此研究人员选择在当年5月，两只斑鳖冬眠苏醒后才开始首次尝试。

2015年5月6日，第一次采精受精顺利完成。至六七月间，雌斑鳖先后产下3批共176枚卵，然而其中却没有任何一枚受精卵，推测主要是由于未能将雌鳖泄殖腔完全撑开，将精子输入输卵管内，才最终导致以失败告终。

破屋更遭连夜雨，就在苏州动物园首次人工授精宣告失败不久后。2016年1月6日，还剑湖的龟祖被发现已死亡多时，结束它传奇的一生。

早在2010年底，便有细心的游客观察到龟祖身体布满伤口和溃烂。到2011年3月，几乎每天都能见到龟祖露出水面呼吸——极不正常的讯号，证明水中含氧量已微乎其微。河内市政府决定展开救助，经过几次失败的尝试后，由50多人组织起的捕捞队最终在4月初成功捕获龟祖，送至隔离水域进行治疗。与此同时，市政部门趁机清理更换严重污染的湖水和底泥，并投放6万多条鱼以供龟祖食用。

2015年12月21日，围观者最后一次看到这只传奇大鳖出现在湖面上。不到一个月后，龟祖的尸体漂浮在湖水之上，据信它已经走完一个世纪的时光。

人工繁育计划此时也遭遇挫折，2016年4月1日，苏州动物园老园关闭，园中动物被整体搬迁至新建成的上方山森林动物世界。出于谨慎考虑，两只斑鳖并未搬迁，而是留在老园继续进行人工授精尝试。尽管采用了最新的“微创”技术，可是最终仍以失败告终。

此后无论是第三次人工授精（2017年），还是第四次人工授精（2018年），结果同样令人失望。截止至2018年，斑鳖的人工繁育项目已经进行整整10年，遗憾的是无论自然交配还是人工授精，唯一一对圈养个体却始终没能产下后代，尽管不愿承认，许多人心里，斑鳖的未来仿佛已经黯淡无光。

其次在7月，据TSA称，中国和越南终于考虑共同携手合作挽救最后的斑鳖。如果春庆湖或同莫湖中的任何一只为雄鳖的话，将有可能会与苏州的雌鳖合作繁殖。

中越两国的携手合作或是拯救这个物种的最后希望。所有人都希望，斑鳖的命运将因此改变，就像40多年前 《中日共同保护朱鹮计划》曾带给朱鹮的重生一般。

它的离去让目前最后一点人工繁育斑鳖的希望断绝。2006年9月19日-2019年4月13日，历时13年的斑鳖人工繁育计划最终以失败画上句号。

一场全世界的悲剧，或许意味着我们将在有生之年亲眼见证到一个物种的灭绝。

一部分人认为斑鳖已经没有未来，现实已经失去拯救它们的最后机会，只能悲哀等待灭绝讣告宣判。

另一些人尽管对现实不抱希望，但仍寄未来于科技发展，期待有朝一日通过克隆技术让斑鳖重生。

目前全世界已知共有3只个体，除1只雄鳖在苏州上方山，另外两只生活在越南野外，雄伟的红河流域是这个物种最后的希望所在。

从2000年代起，龟类研究所（PCHP）等一些保育组织便开始在越南北部进行实地调查和访问，以调查斑鳖的种群分布。虽然未能找到活体斑鳖，却获得许多宝贵讯息，例如一些从当地渔民处发现的十几年前捕获斑鳖保留下的背甲及骨骼样本。这些证据侧面反映直到最近，野外仍有斑鳖的适宜栖息地。

其中最有意义的发现是在富寿省获得的一具亚成体斑鳖遗骸。据渔民称，该个体是1999年8月，在当地一处截流红河形成的水坝库区中捕得。再加上1995年在河内火车站查获的幼体，证明红河流域的斑鳖最迟至上世纪末或本世纪初还能够正常繁殖。

为保护野外可能残存的斑鳖种群，越南政府于2013年颁布第160号法令，将黄额闭壳龟（Cuora galbinifrons）、斑鳖（Rafetus swinhoei）和鼋（Pelochelys cantorii）等三种濒临灭绝的龟鳖类纳入国家级保护动物范畴，严厉禁止私人捕杀。

2015年1月间，亚洲濒危龟类项目（ATP）的工作人员与当地渔民一起在同莫湖水库一处小岛上修建起一片人工沙滩，为斑鳖提供安全的栖身场所。并且还推动当地渔业合作社划出两处禁渔区，一片面积约17公顷，位于湖水最深处，也是观察到斑鳖出没最频繁的地点。另一片仅有1.4公顷，处于人工沙洲附近。

多年来，同莫湖渔民一直坚信湖中不止一只斑鳖存在，科学界却对此一直保持谨慎态度。然而2018年8月6日，当研究团队在人造沙洲附近禁渔区巡逻时，第一次同时观察两只斑鳖出现，两者相距约100米左右。由于时间仓促及距离等因素，研究人员未能记录下影像资料。其中一只明显为2008年破堤时救助的成年个体，体型巨大。另一只体型较小，只有40㎏左右，极为害羞且难以观察，很久便消失在水面下。

尽管这一观察记录并不足以使国际学界证明同莫湖水库存在两个或以上的斑鳖个体，但却为保护这一物种带来新的希望。

此外 Turtle Island 最近一项实地调查中，意外在老挝境内发现斑鳖存在的痕迹。据当地人称，有一只大鳖在受保护池塘中生活至少45年。后来在2013年雨季洪水期间，这只大鳖迁移到附近一条河流，此后再没有人见到。考虑到越南境内的马江中下游曾发现过斑鳖骨骸，相信在老挝境内也同样值得注意。

过去，红河及许多与红河相连的大湖都有斑鳖生存。但计划时代的经济建设，目前越南北部绝大多数河流湖泊已被水电站隔断，许多斑鳖可能因此被困在一个个孤立地点，无法迁移。例如位于和平省的琼林湖，早在水电站建设之前，该湖曾是一片面积数百公顷，与沱江相连，围绕和平市区的巨大湖沼。平均水深只有几米，大部分区域水深在1~2米之间，成千上万人依靠该湖出产的水产品为生，同时也是斑鳖的理想家园。

但当和平水电站建成以后，沱江水被大坝阻隔，琼林沼入水量骤然减少，绝大部分水域因此干涸，只剩下少量深水区。与此同时，湖水退去后，露出大片土地，附近村民开始在这些曾是沼泽地的土地上，开挖鱼塘、建造房屋。进一步使得琼林湖更加分化。栖息在湖中的斑鳖也因此遭受灭顶之灾，有记录被捕获的巨鳖就有3只，分别重达84㎏、131㎏及121㎏。自1993年以后，再未有人曾捕到过斑鳖。

同时，亚洲肮脏的野味文化需要特别值得注意。由于迷信滋补及药用价值，龟鳖类已成为脊椎动物中最受非法贸易威胁的类群之一。尤其在中国，本土龟类已全面濒危，种群资源极度匮乏。尽管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各种龟类养殖场开始兴起，但仍不能满足国内需求，需要大量进口或走私东南亚及非洲国家的龟类。而越南恰好处于东南亚-东亚走私线的中心，承担连接市场与供应国的作用，再加上国内需求量较大，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十分触目惊心。

再加上亚成体斑鳖同中华鳖及鼋十分相似，从外型上难以区别。这或许是导致许多斑鳖还未长大便被捕捞食用的原因。

水库建成后不久，便有渔民反映偶尔能在小河湾内见到一种不同寻常的巨鳖在晒背，尤其是在冷镦至黄草岭之间河段。但考虑到红河野外尚有大鼋分布，尚不能确定是否为斑鳖。

自2011年后，中科院昆动所等曾项目数次深入马堵山调查斑鳖踪迹。但由于库区面积巨大，再加上斑鳖行为十分神秘，很少漂浮到水面换气或，往往大部分时间潜伏水中。这使寻找它们的踪迹变得非常困难和耗时，因此始终未有成果。

2016年及2017年在马堵山水库的调查同样一无所获。一个讽刺的结果是，根据若干当地村民的消息，当地残存的孑遗斑鳖可能已经在2015年的非法电捕鱼活动中被击毙。